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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

存取款时遭侵害,银行是否应担责

  一、案情简介

  2003年2月26日上午,昆明市官渡区艳红精米厂业主吴某某与本厂员工周某某、张某共同前往中国建设银行昆明官渡区支行(以下简称被告或官渡支行)办理存、汇款手续。当吴某某在柜台前办理手续时,一名歹徒对吴某某实施抢劫,吴某某抓紧钱袋反抗,歹徒开枪行凶,致使吴某某死亡,周某某受伤。

  案发后凶手暂时未被抓获,吴某某家属遂向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法院判令被告官渡支行与昆明市五华保安公司连带向原告赔偿死亡赔偿金、抚养费、赡养费、丧葬费等费用共计人民币1174101.96元。

  引发本案民事诉讼的,即是当时轰动全国的昆明“关上银行抢劫案”。本案经两审终审,最终二审法院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了一审法院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


  二、本案的焦点、难点

  本案的焦点和难点在于:(1)被告官渡支行对被害人吴某某并未实施侵权行为,是否应对侵权后果承担赔偿责任?如应承担赔偿责任,责任范围应怎样划分?(2)被告官渡支行是否已在合理限度内尽到对存款人的安全保障义务?银行应当承担怎样的安保义务?


  三、判决结果和理由

  (一)一审判决结果和理由

  1.判决结果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1)被告官渡支行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吴某等五原告赔偿死亡赔偿金66760元、丧葬费8241元,向原告赵某赔偿两名被抚养人生活费56933.48元,三项合计131934.48元;

  (2)驳回原告吴某等五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2.判决理由

  (1)造成吴某某死亡的直接原因,是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所致,并不是被告官渡支行的故意事实侵权行为导致了吴某某死亡结果的发生

  本案当中,造成吴某某死亡的直接原因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持枪抢劫犯罪行为所致,犯罪嫌疑人应当对其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在犯罪嫌疑人被公安机关缉拿归案,其作为犯罪主体的自然人身份得以确认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应对被害人吴某某的死亡结果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被告官渡支行主观上没有侵权的故意,也未对吴某某的人身及财产实施加害行为,因此,原告所主张的由于被告官渡支行的主观过错直接导致吴某某人身及其他合法权益遭受重大损害的观点不能成立。

  (2)被告官渡支行因其未在合理限度范围内尽到对存款人的安全保障义务,具有过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6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利不受侵犯。商业银行的营业厅属于向社会公众开放的,为客户提供金融业务服务的营业场所。商业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在进行存、贷款及其他业务活动当中,基于商业银行法对于存款人权益予以特殊保护的法律规定,其对于办理存储业务的交易客户的合法的人身及财产权益,负有在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公安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基层金融单位治安保卫工作暂行规定》第12条第4项规定:“营业操作室安装紧急报警装置或联防警铃。”《中国建设银行安全防护设施建设及使用管理暂行规定》第2条第2项规定:“在营业场所内安装探测报警、电视监控、无线通讯等安全技术防范设施,预防不发侵害安装的技术设备及其相应的指挥控制系统。”商业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应当根据与其从事经营业务活动相适应的安全保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依据法律、法规以及相关部门规章的规定,在营业厅内预先安装必须的安全防范硬件设施。通过在营业厅内安排保安人员,以维护良好交易次序的软件设置,实现有效保护存款人人身及财产安全的目的,预防和尽可能地避免不法侵害的发生,而当这种不法侵害发生时可以被及时地发现并采取相应措施予以制止。本案中,被告官渡支行营业厅的安全设施,在硬件设施方面,被告官渡支行提交的录像资料证明营业厅内已经安装了电视监控系统,但没有证据证明该支行设置了其他必须的安全防范设备,如紧急报警装置或联防警铃、探测报警等技术设备;在软件设置方面,官渡支行在营业大厅内虽然安排了一名保安值班,但是,当犯罪嫌疑人在大厅内来回走动,窥视受害人吴艳红填写存单,并违反“一米线”规定,站在吴某某侧面准备实施犯罪行为时,保安始终未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必要的询问,在犯罪嫌疑人抢夺钱袋及开枪伤人时,保安始终未即刻着手制服犯罪嫌疑人或对受害人实施必要的帮助。按照一般的社会评价标准,犯罪嫌疑人的举动显属异常,应引起被告官渡支行及保安应有的主意,但官渡支行工作人员及保安却疏于注意,被告官渡支行用于保障客户人身及财产安全的电视监控机保安的配置,未能在合理限度内尽到安全保障的义务,被告建行官渡支行具有过错。

  (3)被告官渡支行未尽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对原告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被告保安公司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06条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由于官渡支行对客户未尽到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具有过错,而犯罪嫌疑人逃逸后下落不明,至今未能缉拿归案,应由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的被告官渡支行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官渡支行承担赔偿责任后,在刑事案件被公安机关侦破,犯罪嫌疑人身份得以确认的情况下,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追偿。保安公司与官渡支行签订了保安服务合同,双方形成委托合同关系,保安公司派驻官渡支行营业厅值班保安的履职行为,应视为官渡支行的行为,对外的民事法律后果应由被告官渡支行承担,被告保安公司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4)被告官渡支行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及数额

  被告官渡支行虽未尽到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具有过错,但其在营业厅内设置了录像监控系统,安排了保安值班,与完全不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情形有所不同。法律以维护和实现社会正义为目的,在充分考虑对人的生命健康权的尊重及保护的同时,也必须体现法律的公平,从而实现法的价值和作用。官渡支行的营业厅是向社会公众开放的营业场所,其对客户提供的安全保障义务应根据该保障义务的充分性和可能性来确定其必要的限度。过错与责任相适应,承担民事法律责任应在合理的范围内,不应加重赔偿义务主体的负担。综合吴某等五原告因失去亲人遭受精神打击,为死者吴某某支付丧葬费,对被抚养人的抚养需要支付抚养费的客观事实,以及被告官渡支行的过错程度予以考虑,本院确定被告官渡支行对吴某等五原告赔偿的范围为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及死者生前抚养人的抚养费。上述三项赔偿费用合计131934.48元。

  对于原告吴某、靳某某主张赔偿的赡养费,因两被赡养人没有提交其已经丧失劳动能力,且被害人吴某某支付的赡养费是其唯一生活来源的相应证据,故不予支持;对于原告赵某、吴某、靳某某主张赔偿的交通费、误工费、停产损失、餐费、住宿费、医药费等其他费用,以及被抚养人的保姆费,本院亦不予支持。

  一审判决做出后,原被告均不服判决,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4年5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

  (二)二审判决结果和理由

  1.判决结果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判决理由

  (1)官渡支行是以办理人民币存取、结算等主要经营内容的专门机构,其经营内容的特殊性决定了客观上存在着可能受到不法侵害的危险,而官渡支行设立的营业厅作为开放程度较高的经营场所,更加大了危险发生的可能,故作为经营者的官渡支行负有防范、制止该危险损害银行自身及进入银行设定场所客户的人身、财产权利安全的保障义务,该义务既是法律为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社会秩序对经营者提出的要求,也是客户对银行形成的合理信赖产生的社会评价。本案中,官渡支行虽然根据《中国建设银行安全防护设施建设及使用管理暂行规定》设置了相应的安全防护设施,但官渡支行未证明其已按该规定第62条的要求安排专门人员值守电视监控,从而不能发挥安装的设施应当具有的预见、防止或者减少损害的作用。官渡支行虽安排了一名保安人员值班,但当少数人进入官渡支行划定的“一米线”时,官渡支行未进行干涉,从而造成经济秩序混乱,丧失了及时发现、制止不法侵害的可能,当犯罪嫌疑人进入营业厅窥视吴某某填单到实施抢劫,值班保安在为一客户在营业厅内数钱进行看护的同时,又回答另一客户关于如何汇款到外地的银行业务,未正确履行其应尽的维护营业安全、防范突发事件的职责。同时,保安人员因其职业的特殊性,应以高度的注意义务为标准评价其是否正确实施作为义务,但在犯罪嫌疑人逃离时,值班保安并无任何制止犯罪行为的表示。故负有控制危险、保障客户安全义务的官渡支行应承担逾期过错相适应的民事责任,上诉人官渡支行、保安公司对此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予以驳回。

  (2)官渡支行负有法律责任的形式是在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从其应当负有的注意义务的履行及诚信善良的标准衡量,官渡支行虽然负有过错,但本案损害的发生是犯罪行为所直接导致,且官渡支行已安装了符合规定要求的的安全技术设施,在犯罪嫌疑人实施抢劫犯罪后履行了报警、报120急救中心等救助义务,并及时追赶犯罪嫌疑人。而犯罪嫌疑人从进入银行到实施抢劫仅1分20秒,损害的发生确有突发的性质,由官渡支行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不符合法律公平正义的基本理念,也不符合本案的事实,故原审判决确定以死亡赔偿金、抚养费、丧葬费为本案赔偿范围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至于上诉人吴某等提出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赔偿标准为本案的赔偿根据的问题,因该司法解释仅适用于2004年5月1日后向法院起诉的一审案件,不适用于本案,故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吴某等主张赔偿的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虽有发生的必然性,但基于本案中官渡支行应承担之赔偿责任的限制,不予支持。

  (3)值班保安人员在官渡支行的工作虽是基于合同产生,但值班保安人员和官渡支行对受害人负有的法律责任源于官渡支行负有的法定安全保障义务,值班保安人员的行为应视为官渡支行的法人行为,不能产生共同侵权的连带赔偿责任,上诉人吴某等对此所提主张,不予支持。


  四、本所律师发表的代理词

  审判长、审判员:

  云南震序律师事务所受被告中国建设银行云南省分行昆明市官渡支行(以下称“官渡支行”)的委托,指派我们担任其诉讼代理人,参与本案的诉讼。通过法庭主持证据交换及今天的法庭调查,我们认为:原告的起诉,在事实和法律上均没有依据,其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为进一步阐明我们对本案所持的观点和理由,现依据事实和法律发表如下代理意见,恳请采纳。

  一、吴某某之死是犯罪分子在抢劫过程中枪击所致,官渡支行并非共同致害人,更不是单独的侵权人。因此,对于吴某某之死,只有犯罪嫌疑人是侵权人,官渡支行对吴某某之死不承担民事侵权赔偿责任。

  根据公安机关的协查通报和通缉令,吴某某之死是由于一名30岁左右,身高1.70米左右的男子在抢劫过程中实施枪击造成的。公安机关已将该事件定性为一起严重的刑事犯罪案件。可见,吴某某之死是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所直接造成的,犯罪嫌疑人是唯一的侵权人。根据《民法通则》第106条的规定,一般侵权的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损害事实、违法行为、因果关系和主观过错。本案中,被害人吴某某之死,是犯罪嫌疑人犯罪行为直接造成的结果。官渡支行对于被害人吴某某之死,主观上没有过错,客观上也没有违约行为,其经营行为与吴某某之死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此,原告要求官渡支行对吴某某之死承担民事侵权责任,违反法律规定,是不成立的。

  官渡支行与犯罪分子也不构成共同侵权。共同侵权的重要特征是共同侵权人主观上有共同的过错,客观上实施了共同的侵害行为。在本案中,官渡支行与犯罪分子之间对吴某某之死既无主观上的共同故意或过失,也无客观行为上的牵连关系,官渡支行与犯罪分子绝不可能构成共同侵权。

  二、官渡支行与吴某某之间存在存、汇款合同关系,在该合同关系中,官渡支行并无违约行为,不应承担违约责任

  1.官渡支行系中国建设银行的分支机构,具有合法的经营资格,其安全防护设施和经营行为符合有关规范的要求。吴某某到官渡支行办理存款、汇款业务,双方成立的是存、汇款合同关系。对于官渡支行而言,在合同主给付义务中,官渡支行的行为并无违约,原告也未对此提出任何异议。

  2.《合同法》第60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根据该规定,官渡支行基于诚实信用的原则对被害人吴某某负有协助、关照及合理注意的义务。该项义务,在民法上称为附随义务。但在存、汇款合同的附随义务中,官渡支行不负有拒一切犯罪行为于营业场所之外的义务,也不负有杜绝和阻止第三人对合同相对人实施一切犯罪和侵权行为的义务,更不负有保护合同相对人人身绝对安全的义务。在本案中,官渡支行已适当履行了合同的附随义务。被害人吴某某之死,不是因为违约或履约行为造成的,而是由于犯罪行为造成的。

  案发当日,吴某某进入官渡支行办理巨额存、汇款业务,为保证其巨额现金的安全,随行还有两名成年男子,当时银行里有多名办理巨额现金业务的客户。犯罪分子在实施抢劫之前,包括吴某某及其随行人员在内的所有人,均未发现犯罪分子具有实施抢劫犯罪的企图,在此情况下原告要求官渡支行发现并制止犯罪分子的犯罪企图没有道理。

  犯罪分子从着手实施抢劫,开枪杀人到逃离现场仅仅只用了不到六秒的时间。该突发暴力犯罪行为,对于任何金融机构而言都是无法防范和阻止的。犯罪分子逃离现场,保安人员即对犯罪分子进行追捕,虽然未果,但保安人员在追捕过程中掌握了犯罪分子的逃离路线及其使用的交通工具,为公安机关侦破案件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案发后,官渡支行立即与120急救中心联系对伤者进行救护,并积极协助公安机关侦破案件,公安机关现有的关于该案的证据资料,包括记录犯罪过程的录像资料等都是由官渡支行的监控设备拍摄并向公安机关提供的。

  为妥善处理死者后事,缓解被害人家属的激愤情绪,官渡支行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应原告吴某、靳某某和赵某的要求,向该三人借支了人民币12万元,防止了事态的恶化。这充分说明了官渡支行是一家对社会负责任的金融机构。

  以上事实说明,官渡支行已妥善履行了合同附随义务,没有任何违约行为,也不应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三、吴某某之死,不是官渡支行所提供的服务造成的,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

  官渡支行系国有商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的分支机构,提供包括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及结算等在内的金融服务。在本案中,官渡支行向被害人提供的服务为存款和汇款。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1条、第42条的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造成消费者人身伤害的,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在本案中吴某某之死,是由于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造成的,而不是由于官渡支行向被害人提供的存款和汇款服务造成的。原告引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要求建行官渡支行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是错误的。

  四、原告所提诉讼请求不切实际,没有法律依据。原告所提交的证据材料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其证据不应采信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我国司法审判的基本原则。原告提出的所谓“因为经济条件不同,人与人就不平等,人的价值不同”的观点,违背了人格一律平等的基本法律原则。在人身损害赔偿的内容和范围上,《民法通则》、《合同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均有相应的规定,也应当参照《交通事故处理办法》或是《触电人身损害赔偿办法》的标准执行。

  在原告所提交证据的丧葬费票据中,很多发票没有按规定填写日期和单位名称,依发票管理办法,此类发票是无效发票。原告自己提供了相当高的个人收入证明,却提交不出相应的税务单据,其收入证明不具有证明力。原告所提供的有关损失的证据材料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其证据不应采信。

  五、依据本案的事实和法律的规定,官渡支行对于吴某某之死不应承担民事责任。但基于人道主义精神,官渡支行在诉前已明确表示,愿意向原告支付一定数额的经济补偿,原告要求官渡支行对吴某某之死承担民事责任是没有道理的,官渡支行不能接受

  中国建设银行是一家具有影响力的金融机构,也是一家信誉卓著、业绩优良的商业银行,其客户因犯罪行为遭到不幸,我们也深感痛心。虽然官渡支行在这件事件中依法不应承担民事责任,但官渡支行依然愿意从道义的角度对被害人家属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偿,以从分体现人道主义的精神。但原告以官渡支行在本案中具有侵权行为和违约行为为由要求官渡支行承担赔偿的民事责任,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其要求是不能接受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吴某某之死是抢劫犯罪行为直接造成的结果,因此而产生的刑事和民事责任,只能由犯罪分子承担。被害人的死亡与官渡支行提供的存、汇款业务没有任何联系,因此本案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有关规定。在存、汇款合同关系中,官渡支行并不负有保证客户人身和财产绝对安全的义务,也不负有拒一切犯罪企图和犯罪行为于营业场所之外的义务。吴某某之死是犯罪行为导致的结果,不是违约行为造成的,官渡支行不存在违约行为。官渡支行的营业活动符合法律及行政法规的规定,不存在疏于防范疏于职守的情况。因此,原告提起的民事诉讼没有事实、法律依据,其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法院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

  代理人:云南震序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西安 刘啸

  二〇〇三年五月十二日


  五、办案体会

  本案的事实简单而清楚,案件事实可以概括如下:被害人吴某某在银行办理汇款手续,一名歹徒持枪对其实施抢劫,吴某某反抗,遂被歹徒枪击致死。如该事件发生在大街、广场或其他场所,本案则是一起简单的刑事犯罪案件,在事实认定和定性上不应存在大的争议。但问题在于,本案的案发地在银行,而且是吴某某在银行办理业务时发生,遂成为轰动全国的昆明“关上银行抢劫案”,受到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电视、报纸、杂志竞相采访和报道,法律界人士对此也发表了不同的观点和意见。

  在最高法院于2003年12月26日公布《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司法解释)之前,通过对案件的分析,我们认为,本案的关键在于银行与吴某某存在什么样的法律关系,对吴某某负有何种法律上的义务。因为没有义务就没有责任,只有未尽义务或未适当履行义务,才可能承担法律上的责任。通过梳理,我们认为,银行与吴某某在法律上存在的是存、汇款的合同关系以及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关系。基于合同关系,银行对吴某某并不负有拒一切犯罪行为于营业场所之外的义务,也不负有杜绝和阻止第三人对合同相对人实施一切犯罪和侵权行为的义务,更不负有保护合同相对人人身绝对安全的义务。在本案中,银行适当履行了合同义务。被害人吴某某之死,不是因为违约或履约行为造成的,而是由于犯罪行为造成的。因此,从合同关系的角度分析,银行对吴某某的死亡不应承担违约责任。基于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关系分析,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1条、第42条的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造成消费者人身伤害的,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在本案中吴某某之死,是由于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造成的,而不是由于银行向被害人提供的存款和汇款服务造成的。因此,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银行也不应承担民事损害的赔偿责任。根据案发时有关法律的规定,我们认为,银行不应对被害人吴某某的死亡承担任何责任。正是基于以上的分析和认识,我们在法庭上发表了一审的代理意见(详见代理词)。

  但在案件一审庭审结束后,司法解释于2003年12月26日公布,并于2004年5月1日起施行。司法解释第6条第1款规定,“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该解释第6条第2款规定,“因第三人侵权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由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有过错的,应当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根据该司法解释的上述规定,经营者对相关公众负有安全保障义务,而且该解释对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的范围、责任界限均作出了规定。虽然,本案起诉时,该司法解释尚未施行,本案不应适用该司法解释的规定。但该司法解释的规定无疑会对法院将要作出的判决产生重大影响。如我们所料,法院一、二审判决虽未直接引用该司法解释的具体规定,但均以银行未在合理限度范围内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为由判决其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实际适用的则是该司法解释的规定。

滇公网安备 53011202000415号